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后一场大师班，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姜文人气爆棚。4月25日下午北京朗园准点剧场，场内座无虚席，甚至后排的阶梯都难寻一个座位。伴随《让子弹飞》的配乐，姜文入场，引起一片山呼之声，影迷齐刷刷高举手机对准姜文。
或许是感受到不适，姜文上台先是发表了一番“手机无用论”，劝告大家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。“这不是演节目，用脑子记，别举着手机拍。我现在这么大岁数，我用脑子记都能记得住”。又或许是意识到这番话有些说教意味，姜文随即在台上自嘲六十多岁了，话变得多而密，笑称“我就是爹”，“我六十多了，这年纪快当爷爷了，不能假装还是一少年”。
近期，有关姜文“爹味”的言论一直充斥互联网，今年北影节评委见面会上，姜文“不要随便评论一部电影，也不要随便写影评”的言论引发争议，当对谈嘉宾、著名影评人周黎明谈及这个话题时，姜文在台上认真作出澄清和解释。“我不是不让写影评，而是不让随便写影评。写影评是好的，写得越多越好，但是不能随便，反正我拍电影绝对不随便。”
当部分观众放下手机，姜文明显变得更为轻松，在这场大师班上，姜文与周黎明畅聊电影创作，南都记者整理了对话内容，以下为全文实录，部分内容有所删减。
4月25日下午北京朗园准点剧场，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姜文（右）与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对话。
创作是表达潜意识，我的电影没有隐喻
周黎明：你的电影根据小说改编和原作差异很大，省点钱不买小说不好吗？
姜文：你问我为什么买小说（改编）啊，省点钱不好吗，我想着有人能帮我在前面挡着点，结果人家不打小说，还是打我。坦诚地说，你是什么人，你看到的电影就是什么样的。正因为是我，我从小说里就看到了我要拍的电影，我看见的就那样。我把电影拍出来，并没有注意离小说已经很远了。没办法，回不来了。我读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就已经远离了小说。但话说回来，没这小说的刺激也不行，完全是它也不行。
有一次采访有记者问我，怎么《邪不压正》把原著《侠影》里的吃喝玩乐都改没了，我说那给你拍。我对吃喝玩乐不是很有兴趣，很多电影拍吃饭，一场戏五分钟，我说这有什么意思？我不是不爱吃饭，但是它在我的电影里不那么重要。另外我看到的我认为的老北京，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，本来是公主府后来变成大杂院，胡同前前后后发生很多事，那个对我更有吸引力。正好张北海写得也是胡同前后的事儿，那是我感兴趣的。
周黎明：电影的名字不再沿用小说名，是不是也跟改编过多有关？
姜文：我从来没觉得必须用原小说的名字。比如王朔的《动物凶猛》，很好的名字，但它是小说的名字，我第一眼看我就没觉得它必须是电影的名字。我看了这个小说觉得太好了，第一印象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就把第一句话写在这张纸上了，我写第一场戏就这么写下来了。
周黎明：《邪不压正》里有句经典台词“为了这点醋，才包的这顿饺子”，详细讲一讲这句台词？
姜文：突然一说这台词，我想起导演饺子。说到饺子，这名儿挺好，不妨引申说一下，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，这不是最高点，这只是开始。饺子哪有上一个的，怎么也得上一盘，所以得一盘一盘往外端，将来有的是，这一定是个起点。回到这句台词，饺子和醋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分，少了谁都觉得少点啥，最好两个都有才有滋味。
周黎明：这句台词有隐喻吗？
姜文：我不觉得有隐喻。我觉得你们想多了。当然作为搞理论的，您这么想一点问题没有，但是我是搞创作的，我不会这么想。
我觉得这么想很难创作，好像每个动作都有隐喻。我在中戏学了四年，上台表演人物，你得依靠想象还要找资料，排练的时候不断去精确的达成对这个人物的理解，你会对人物变得越来越熟悉，但是上了台再表演，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。这和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是一个道理。创作的时候，其实有点像武术，你不能不练，但是不能打的时候还想着练的东西，练的东西是变成了潜意识。创作也是表达潜意识的过程，那个时候还想着隐喻，那就完了。但是读书的时候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
周黎明：如果你表达的是山，但是观众看到的却是海，你怎么看？
姜文：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是好事，激起的浪越多越有意思。观众看电影想得多了，挺好啊。你想的不是我想的，我也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想，但是挺有意思。
周黎明：《让子弹飞》延伸出“让学”，你有没有关注？
姜文：我有耳闻，但我没法关注，这是观众关注的事，我关注的是下一部。
周黎明：比如观众会问电影里老八、老九为什么不存在？
姜文：我觉得大家这么想挺好的，最好他们能拍出续集来，那才有意思。
周黎明：他们要拍摄得需要获得授权吧。
姜文：随便，他们随便拍。我觉得年轻人，现在对他们的束缚就有点多。其实我们这拨人是非常幸运的，小时候没挨过饿，也没插过队下过乡，该上大学时就恢复高考了，大学毕业了就改革开放了，很多人出国了挣钱了下海了搞自己的事业，时代的浪潮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我在电影学院也聊，学校校舍很好，学生学习也很认真，但是年轻人毕业了很茫然。他们应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好，多去做想做的事，少点抱怨多行动是最好的，因为他们真的可以干出很多成就来。
姜文人气爆棚，场内座无虚席。
没有幽默就没有电影，幽默是一种天分
周黎明：如果年轻人想拍电影，去哪些地方找素材和灵感？
姜文：对我来说，真想拍电影，问问自己有什么想表达的，如果没什么想表达的，你拍不好。电影技术只是工具，或者说话筒，你要说什么很重要，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态度，自己要说的话，你会很受罪，干起来也会很难受。我认为，你怎么看待生活很重要，是随着走还是逆着走，你是认可主流的东西还是不认可，我觉得你先问问自己要表达什么。
周黎明：除了强烈的表达欲之外，现在的影像表达形式也是多样的，一些年轻人执着于拍胶片或者着迷于技术流，年轻人怎么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？
姜文：电影出现之前，有戏剧、音乐、舞蹈，只是我们创造了电影技术，把影像发行到它从未去过的地方，既然电影是一种技术，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技术的发展呢？无论什么新技术都要用，我没觉得胶片就更好。一些着迷技术的就让他们着迷吧，我着迷的是内容。
周黎明：很少有人评价你是喜剧导演，但是你的电影充满了幽默，这种幽默非常高级，它来自于哪里？
姜文：我读中戏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张仁礼，现在已经去世了，他反复强调，没有幽默就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不幽默，你上来就是演一段事儿，事儿不是戏。做一个报告，说一段通知，这没意思。幽默其实就是你如何看待一件事儿，你对事儿的态度，没有态度就没有幽默，没有幽默就没有戏剧，没有戏剧哪来的电影？按照西方的说法，如果没有幽默，甚至人格都有缺陷。
周黎明：你的电影中喜剧的部分是很超前的，有时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，怎么看这样的表达？
姜文：如果大家看哪一段笑了，就把他们看见的那一段看作喜剧，也不是不行，但大家看到这一段笑了，并不一定就是喜剧。人其实生活在很尴尬的状态里，你反正得死，但是你玩命在活，你活得再好也得死，这就是每个人面临的人生，本身就有点荒诞。其实说白了很多事我们都说不明白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没有任何一个作品、一个人能说明白什么叫生，什么叫死，一代一代，你说怎么办，还得活。人的生命形态本身就很有意思，我们根本不用去制造喜剧。
周黎明：你的电影里似乎很多桥段和台词是临时加的，而不是为了设置笑料。
姜文：电影其实包含了创作者的态度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所有的电影没有任何临时加的台词，写剧本的阶段非常重要，就是在锤炼这部电影。当然也可以临时加词，但是效果并不好。我是演话剧出身，我知道临场发挥是多么重要同时是多么难。很多人现在愿意演喜剧，甚至去锻炼幽默感，但我觉得这是练不出来的，没法儿练。现在都叫梗，这可能是从相声中来的词儿，哏。但不是人人都是马三立侯宝林，就算把他们的台词给你，你弄出来也没意思。在相声大师们面前，我们只能当观众。卓别林的电影重拍一遍也没有卓别林的好看，所以我们得相信有些人是唯一的，有些事儿是唯一的，不是靠设计出来的。
剧本是有关人的叙事，脑子里要构建模型
周黎明：拍摄电影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？
姜文：电影拍摄一个是前期准备，一个是拍摄期，一个是制作期，这三段很重要也很不同。我其实也跟想拍电影的一些年轻人交流，他们在网上发了我的分镜头图，别人的确实很精美，我画的那是给摄影看的，你得知道这个在哪，那个在哪。写剧本也是，就像AI做模型似的，比如这个场子是什么样，你得在脑子里有一个模型，每个人物都泡在模型里，你如果对整件事没有概念，没有其他出场的人的模型在脑子里，你不知道怎么写。
写剧本本身不累，弄清楚模型很累，比如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环境里，包括历史环境、社会环境，你弄清楚了写就不累，很有快感。但是很多人写剧本就单写几个人，不考虑大环境是什么，所以我觉得我写剧本的时候，这些剧本更多是聊清楚他们是长在什么环境中的人。
周黎明：画一个故事版的剧本能不能行？把环境都画进去
姜文：我觉得比不会画画的肯定好点儿，但是写剧本要理解人，这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，你真的得有时间去认识这件事，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不值得看。他们会说什么话，为什么是这样的人物关系，前期准备剧本产生的过程，是学电影的人要特别注意的。如果导演不写剧本，他凭什么导演？这个故事是导演的，你去找编剧来写是可以的，但如果故事的来源不是你的，你怎么拍？
周黎明：剧本的呈现是非常多样化的，比如文学性或者偏影像的，怎么判断剧本到底是好是坏？
姜文：我碰不着这样的情况，因为我的剧本都是我自己写，我已经想好了要拍什么。比如《让子弹飞》，汤师爷死了，张麻子最后回来了，很多人说他没必要回来，劫道抢完钱就走，片子还短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这不是我要拍的电影，为了最后张麻子回来这个事儿，我们在剧本创作期写了很多版本，最后是一个笑话给了灵感，仅仅是为了这个情节设计，我们就想了半年。
周黎明：如果是一个新人交上来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剧本，我们很难判断是出自超级天才还是一个完全不会拍电影的人。
姜文：我的剧本是为了我拍电影用的，不是为了创投也不是为了发表，我是把大家讨论的精华变成剧本，这个剧本最重要的是帮助我实现这个故事。现场我从来不看剧本，因为我写完剧本，电影就已经有了，台词也记住了。我在脑子里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，在拍摄现场就是把我脑子里看到的电影拍下来。这个剧本拿到创投或出版社可能真的不好，它不标准。你们需要一个标准的东西，我觉得美国人有一个说法很对，为什么很多导演是编剧出身，如果你知道从纸上怎么拍出电影，那么你用胶片就能拍。所以美国的导演很少从美术、副导演来。
当导演千万别骂演员，葛优不能拍成周润发
周黎明：你拍摄的时候会给演员多大的表演空间？你跟演员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？
姜文：我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吹捧，玩命儿的吹捧，让演员高兴的忘乎所以，他只有在忘乎所以的时候才能胡作非为，才能演出所有你想要的东西。导演不要批评他，很多人在片场在“演”导演，我觉得导演就是伺候人，让大家都高兴，你如果不满意可以骂摄影，骂录音，但是千万别骂演员，因为他要糟心了，电影拍出来没法看。还有一点，我找了葛优，找了周润发，我要把葛优变成周润发，把周润发变成葛优，这么糟心的坏事我不干，太难为人家了，让葛优和周润发都发挥他们各自的高度，这是可以的。还有些导演，非要演员受点伤，非要真打，你不能让演员真死了，鸡真杀了，这样特别不好。不能逼着演员做痛苦的事，假的拍得逼真，那是导演的真本事，而不是让演员骨断筋折，这有点像天桥艺人的做法，那是旧社会，大家都要很快乐的拍电影，千万别让人家受苦受累受罪。
周黎明：你的影片里为什么经常有一些非职业演员？
姜文：我觉得演员没有职业和非职业之分，只要他穿上那身衣服，在那个情境里。有些人是把表演当作生活的来源，他作为职业演员，演得比别人多，或者像卓别林一样，就演一个角色，他演得比别人好，其他水平都差不多。所以经常有一些业余演员惊人的出色，这是很正常的。
周黎明：最后说一说后期，你会对后期做很大调整吗？有一个说法是电影是后期剪辑出来的。
姜文：我同意电影是剪出来的，剪辑非常重要，同样的素材，能剪辑出一个优秀的作品，也能剪辑出一个垃圾。但剪辑不意味着重大调整，重大的调整意味着失误。我去好莱坞拍过《星战》，头一年拍完，第二年说补拍，我说拍多少，要拍70%，然后又换俩导演，好莱坞就是这样。《飘》有了费雯丽就行，导演可以换9个，这是好莱坞的方式。但是像《教父》这种片子，体现的就是一个导演的作用。
周黎明：随着短视频的普及，现在年轻人的剪辑意识是否更强？
姜文：现在设备先进了，剪辑比以前容易上手了，但是这不意味着就能出好作品。现在很多人写小说发在网上，那是否意味着当作家就容易了呢，其实更难。因为谁都会写，要写得出类拔萃我觉得比原来还难。
现在技术设备更好了，我有时候在飞机上看一电影，霍，我说这么好，这技术好到90年代难以企及的程度，但是仍然不是一个好电影，为什么？因为剧本太差了，用这么好的技术聊这么简单这么无聊的一事儿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技术真的很好，但是电影拼的不是技术，而是表达的内容。
采写：南都记者蒋小天 发自北京
